有恒产者有恒心

1、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没有恒产，却能有恒心的，只有士能做到。如果是普通百姓，没有恒产就没有恒心，没有恒心，就会胡作非为，坏事没有不会干的。等到他们犯了罪，就用刑法来处罚他们，这就是安下罗网，坑害百姓。哪有仁人在位，这样陷害百姓的？

孟子说这段话，本意是劝谏齐王要施行仁政，要使人民生活具有保障，再施以礼仪教化，只有这样，才能使“王道”理想得到实现。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其实表达的也是类似的意思。

这里所谓的恒心我们可以理解为某种信念，而人的道德水准是建立在人的信念的基础之上的，一个人不相信任何东西，他也就没有什么事情是干不出来的，所谓的信念，无非就是人的行为的某种底线，它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起到的作用无非也不外于此。

孟子的意思是，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无恒产则无恒心。可见这位儒家先贤并不完全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他对人性是有着一定的洞悉的。但这里有两个问题，有恒产者就一定会有恒心吗？为什么对于士人来说，无恒产也能有恒心？

有恒产者并不一定就会有恒心，这是显而易见的，古往今来的贪官污吏不就是最好的明证嘛，但对于普通人来说，无恒产则无恒心，所以有恒产是有恒心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那么为了能使人民有恒心，先要让人民有恒产，这也可以说的通，然后再施以礼仪教化，使条件达到充分。

那么这样的礼仪教化是什么？所谓的教化无非就是树立一种榜样或者社会的规范，而这种榜样和规范是由士人来施行的，你要使人民具有恒心，要使这个社会的榜样和规范具有恒心，有恒产者有恒心，这是对普通人的要求，而对士人的要求则更高，哪怕无恒产也要有恒心，这就是一种道德要求，他对社会起到的是一种道德感化的作用。

孟子说无恒产则无恒心，可见他是承认这种无恒心也有某种“正当性”的，也就是他对普通人并没有太高的道德要求，对于一般人来说，有恒心的前提是有恒产，我们可以把这种普通人理解为一种“庸人”，这里的庸并没有贬义的意思，人大多数都是平庸的。有恒产并不足以使人就有恒心，但如果每个人都无恒心，都胡作非为，社会就是一种互害模式，那么每个人即使想做一个庸人也做不了，而必须要被迫做一个恶人。

要使人具有恒心，还必须有某种道德上的力量，比如士人，所以为了使一般人有做庸人的权利，社会中还必须要有一部分人承担起道德上的责任，可能在孟子看来，这部分人就是士人。，有没有这样的士人呢？或者说这样的士人在历史的长河中所占的比例是多少？这样的教化实际上达到了什么样的效果？这可能见仁见智，但总体来说，应该是不乐观的。正如鲁国的看门者所描述的孔子就是那个“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人吗？可见普通人并不理解孔子的所作所为，也不能感受到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中蕴含着的道德和信念的力量。

2、从历史中去看，道德的力量在很多时候似乎并不足以使社会具有恒心，决定现实的似乎是某种更加强大的东西，那么这种东西是什么？

还是从无恒产则无恒心说起。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平常人即庸人，所谓的平常人的典型特点就是趋利避害，其实这种更加强大的东西就是在绝大多数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人性特点。人性都是趋利避害的，在社会中，如何行为处事对自己有利，大多数人就会遵循怎样的行为模式，比如阴谋和诡计能获取成功，人就会信奉狡诈；暴力和强权能获得成功，人就会迷信权力；如果站着就挣不了钱，那么人们就只能跪着了，这是自然的，因为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平常人即庸人。

什么对自己有利，就如何行事，这是人的一种聪明，人之所以能生存下来，很大程度依靠的就是这种趋利避害的本能。但如上面所说，如果每个人都胡作非为、唯利是图，这就是一种人和人之间的战争和互害，所以人组成的社会还必须要设定一些底线和规则，我们可以把这种底线和规则理解为道德和法律规范，而人之所以需要这些，就是因为人是聪明的但绝大多数人都不具有智慧，他们无法也无暇去顾及长远的利益（同样，我们也可以把这种长远或者说整体的利益理解为道德的），而必须施加以某种外力的约束，以免他们在相互战争和互害中自我毁灭。

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种道德和法律规范，因为社会和政治的规则往往是强势者所作出的，人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往往做出的是有利于自己的规则，这就造成了一种社会的不公平，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历史和现实，往往决定一个社会有无恒心的就是这种东西，即这个社会所倡导的规范和规则实际上是什么？一个不公平的社会规范和规则，强者通吃的环境中，人们自然就会迷信暴力和强权，这是自然的。也就是说，如果社会不能提供正义，人即使有恒产也不可能有恒心。所以决定一个社会能不能有恒心的，关键不在于有无恒产，而是获取恒产的方式，这是普遍的人性所决定的。

正如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只有诚信和更好的产品才能换来成功，那么人们自然就会信守承诺。而在国家是唯一雇主的社会中，反抗和异议就意味着饿死，那么服从自然就成了唯一的选项。

3、我记得有一个朋友十分疑惑地问我你觉得自由对你有什么好处？这是一个十分有趣也十分耐人寻味的现象，我们说绝大多数人都是趋利避害的，但每个人对什么对自己是有利的，这个认识的差别可能大到令你难以想象的程度，正如这位朋友，某种对一个人来说很珍贵的东西，在另一个人看来可能一文不值，这是一个十分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块石头要从天上掉下来了，如果这个人刚好身处这块石头所要砸到的位置，那么他一定会快速躲开，这是他所处的位置决定的。同样，如果另一个人身在较远的地方，石头砸不到他，他就没必要躲开，如果这个要砸到的人刚好是他的仇敌，那么他可能巴不得石头快点砸下来。所以某一件事对某个人来说是利是害，很大程度是他自身所处的位置所决定的。

但无论一个人身处什么位置，我们似乎很难解释为什么一个人会认为自由对他来说没什么好处。这里很可能涉及到每个人对自由的理解的不同，在很多人看来，自由可能就是每个人为所欲为，如果是这样，那么他自身的安全就没有了保障，社会的安全也没有了保障，这是可以解释得通的。

这里有人可能会说，这不是自由，自由指的是一个人的自由不能侵犯别人的自由，，当自由做这样的解释的时候，其实这就是在讲述一种信念了，这样空洞的说教对于普罗大众来说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问题恰恰就在于，对于一个心中没有信念（恒心）的人来说，自由就是为所欲为，所以，当一个社会中的人普遍地对自由做这样的理解的时候，其实就说明了这个社会普遍地缺乏恒心。

4、一个无恒心的社会，它的典型的表现就是，人们实际上不相信任何东西。而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却往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相信”这个东西。

孟德斯鸠曾说共和国需要品德，君主国需要荣誉，而专制政体则需要恐怖。如今绝大多数的人都生活在共和政体中，与这种共和政体相对的是一种平民政治和陌生人的社会，在熟人社会中，这种“相信”是自然的、基于血缘和需要长期共同生活和交往的环境中的，而在陌生人的社会中，人们之所以组成社会和国家，完全是建立在“相信”的基础之上的，并且这种“相信”和古代的自然的“相信”不同，多数时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或者说想象的共同体，比如近代建立在“民族共同体”这种“相信”基础上的国家就是这样一种建构，包括自由、民主、平等这些理念，它们严格地说都只是人的一种“相信”，这世上从来不存在这样一些东西，包括我们每天离不开的货币，它也是一种“相信”，否则它就是一张印有奇怪图案的废纸，对于金融行业来说，离开了信用，它就会立刻崩塌。

所以说，与其说共和国需要品德，不如说共和国需要“相信”，而当共和国缺乏“相信”，就只能使用恐怖了，正如前面所说的自由那样，如果人没有”相信”，自由自然就是为所欲为，严格地说这种说法并没有什么错，那么，既然无法靠自律和自治，制约这种“自由”的就只能靠恐怖和他律了，所以共和国离专制国其实就只有一步之遥，这就是为什么，专制政体会在近代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以至于出现了它的最极端的形式——极权主义。

5、在诸如共和这样的政体中，人类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恒心”即“相信”这个东西，在一个普遍缺乏恒心的社会中，很难建立起这样的制度，但问题又在于，在一个缺乏正义的社会中，又很难培养出具有恒心的人民，正如孟子所说的，对于我们普罗大众来说，无恒产则无恒心，我们不可能要求所有人都具有超凡的智慧和道德上的水准，这种对人性的期望是不切实际的，这就是问题的难解之处。

在古代社会中，政治往往只涉及少数上层的阶层，因为古代政治的合法性它并不来源于人民，他无需也没有能力对所有人民进行控制。但在现代的民族国家中，由于政治上的合法性不再于来源于君主，而是来源于人民，所以一个专制国就需要对所有人民的思想进行控制，如果说古代的邪恶它波及的范围还有限，那么这种现代的邪恶则是一种大众性的、全民性的邪恶，所以我们看到的整个社会的道德呈现出一种堕落的状态和无所不在的戾气就是这样一种控制的结果。

那么这种控制的实质是一种什么样的控制？这就要回到前面提到的人对自身所处的位置的判断。也是那个朋友，他问你为什么要支持H.K人？和你有什么关系？我问他你是希望全世界变成自由的还是变成专制的？他说我们中国人巴不得中国统治全世界了。

从这个对话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我们口口声声所宣传的爱好和平的、善良的中国人民实际上是什么样的，所以他们说某某国家霸权主义，实际上他们痛恨的并不是霸权主义，而是自己的霸权受到了阻碍，他们心中根本就没有什么“相信”或者说正义的信念，正如别人的霸权主义就是妖魔，自己统治全世界则巴不得。而我们所说的恒心、相信、信念，无非就是一条原则的一以贯之，这种原则就是一个人的人格，而人格就是人的位置，即一个人对自身的位置的认知。从这些观念的自相矛盾可以看出，一旦到了某种集体的层面，这种负责任的人格就不存在了，也就是这里并没有对自身位置的认知，因而也就没有意识到个人是需要承担责任的。

还是回到那个故事，说在鸦片战争时期，英国的军舰开进长江口和清军打仗，江边的老百姓则在旁围观，如在市井观人斗殴一般，现在的人可能觉得很奇怪，但在当时，这是正常的，因为国家是皇帝的国家，他们和皇帝打仗，和普通老百姓并没有什么关系，皇帝和官僚平时骑在头上作威作福，现在总算有人可以治治他们了。也就是说，在古代，百姓们并没有什么政治上的倾向，那么，我们从那句“我们中国人巴不得中国统治全世界了”可见，古代皇帝的思想出现在了如今普通的平民百姓的头脑当中，这就是我在前面所说的，这种邪恶由于政治的波及，它扩张成了一种大众性的、全民性的邪恶。

那么他们把自身的位置放在了哪里，显然是放在了皇帝的位置。这是近代民族主义传入中国并通过知识精英的宣传而普及到普罗大众中的结果，这种民族主义使普通老百姓产生了这样的幻觉仿佛自身真的成了国家的主人。专制主义的本质是对个人的压制，进而把这种被压制的个人欲望转移到了国家、民族这样的集体话语当中，此时的国家和民族就成了被压制的个人欲望的发泄口，这种专制主义下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就很可能发展成一种极端的法西斯主义，这从我们网络上那些无处不在的暴戾的网民中就可见一斑。

说到这里，这种控制的实质实际上也就显而易见了。一个人物理上的位置很少有人会产生误判，而对于人来说，最重要的位置并不是物理上的位置，而更多是一种身份上的位置的认知，人对什么对自己是有利的，什么对自己是不利的认知，绝大多数时候就取决于对这种位置的认知，当把自己置于皇帝的位置，那么中国统治全世界自然就是巴不得了，由于近代西方政治文明的传入，传统的等级制度不再具有合法性，政治的合法性从君主那里转移到了一种叫做人民主权的观念，所以现代的专制它需要把自身的意志贯彻到全体人民的头脑中，这就形成了一个人人都把自己想象成是皇帝的社会，于是古代的暴君典型“秦皇汉武”在如今则摇身一变，成为人民大众顶礼膜拜的千古一帝，何其可怕。所以这种控制的实质就是使人对自身身份位置的认知产生误判，进而使人生活在一种由意识形态所编织的幻梦当中，从而使人丧失对自身和现实的感知能力。关于这点，具体可以去看我的《无知之幕》一文。

6、关于对如今现实的某种辩护，在和朋友们的交流中，有一种说法似乎是最流行的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获得了空前的提高，相比于以前饭都吃不饱，如今有房有车，难道这不是绝大的进步吗？

这似乎说的是事实，但如果你问那么以前吃不饱是因为什么？是谁的责任呢？现在的生活难道是一种恩赐，不是中国人民自己打拼而来的吗？此时他们就会说谁没犯过错，为什么总揪着别人过去的错误不放，现在过得好不就行了吗？

说到这里，其实就已经没有必要再谈下去了，因为追究对错是非，这本就需要建立在求真这样的“恒心”的基础之上的，如果没有这个基础，双方本就没有讨论的前提。没有人较真，正如没有人有求真的“恒心”。

观某国的《独立宣言》，开篇就说我们相信，以下真理是不言自明的。可以说，现代的政治和社会的建构，它的基础就是这些词相信、真理，而所谓的相信并非是它真的存在，而是你相信它存在，那么如果你不相信，它就不存在，所以一个缺乏相信、缺乏恒心的民族，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建立起一个现代的社会和国家的，这犹如在沙滩上建房子，又如何能不倒塌。但如孟子所说，无恒产则无恒心。我们本就不该对普罗大众的人性抱有太高的期望，但问题又恰恰在于，没有相信就没有共和国，如孟德斯鸠所说共和国需要品德。这似乎是一个难解的问题，或许真如孟子所说惟士为能，人除了对历史的潮流和真理抱有相信，其他所能做的，真不多，由此也可见，个人的力量是何其的渺小。